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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势力顽固 巴国反恐倾尽全力

核心提示:多年来,巴基斯坦一直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更是国际反恐合作重要参与者,巴政府和人民为反恐事业作出的巨大努力和民族牺牲有目共睹,国际社会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在刚刚由金砖国家领导人签署的的《厦门宣言》中提到,金砖国家将对“地区安全形势以及塔利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阿什’、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哈卡尼网络、虔诚军、穆罕默德军、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伊扎布特引发的暴力表示关切。”

这一长串恐怖组织的名称让世界看到了金砖国家维护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决心,然而某些国家仅仅只看到了其中的某些组织,就开始宣称这是自身外交的胜利,格局大小可见一斑。

就在印媒一片欢呼之时,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访华并与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多年来,巴基斯坦一直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更是国际反恐合作重要参与者,巴政府和人民为反恐事业作出的巨大努力和民族牺牲有目共睹,国际社会应当给予充分肯定。这番表态,不仅安抚了巴基斯坦国内针对不久前“金砖峰会”《厦门宣言》的焦虑,也彰显出中国继续珍视中巴传统友谊的决心和信心。

王毅与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举行会谈,肯定巴基斯坦在反恐方面做出的努力,图片来源:新华网,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历史

作为一个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巴基斯坦穆斯林占总人口的将近95%。巴基斯坦长期受到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根据国际著名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多年来,巴基斯坦一直是全球范围内受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最为严重的国家。

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仅受到来自于伊斯兰世界内部诸多敏感事件的刺激,而且也同样受到国内政治斗争和不同地区内部落和分离势力的影响,使得巴基斯坦成为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滋生的重要地区。

巴基斯坦现代国家的诞生,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未来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从19世纪末开始,伴随着当时伊斯兰世界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寻求通过“复兴伊斯兰教”来救亡图存的努力,今天的巴基斯坦地区也出现了一些伊斯兰政治组织,但是巴基斯坦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还是希望能够将未来的巴基斯坦国家建立为西方式的世俗主义国家。

真纳认为,伊斯兰教的功能应该是动员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广大穆斯林,以求建立一个自己的现代国家。在1947年8月的制宪会议上,真纳就宣布,希望未来能够将巴基斯坦建立为一个“世俗的、民主的”国家。但真纳的主张并没有能够转变为政治现实,在1956年巴基斯坦宪法以及在随后历史进程里诞生的数次宪法中,巴基斯坦都被定义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在此背景下,巴基斯坦国内的伊斯兰宗教团体、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大量涌现,而不同的宗教教义、教派和宗教思想,加之地区、民族和部落之间的裂痕,极大地撕裂了该地方政治结构。与此同时,现代巴基斯坦国家建立后不久,冷战阴云笼罩世界,政治伊斯兰也就成为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个“政治愿景”。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使得伊斯兰政治力量第一次在现代国家体系下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起一个伊斯兰政权,而伊朗国内在革命后进一步的“伊斯兰化”,也刺激和鼓舞着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力量,尤其是那些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治团体;而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的失败,尤其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使得巴基斯坦不得不转而通过伊斯兰教来动员社会和民众,弥补自己在常规军事力量上与印度和苏联的实力差距。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巴基斯坦在诸多场合高举“伊斯兰”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作为最早提出建立“自上而下”伊斯兰国际政治的国家之一,巴基斯坦在1970年就提出希望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常设书记处,用来组织和协调各个伊斯兰国家的内政外交智能,具有一定的“超国家行为体”性质,而这也就成为了后来建立的“伊斯兰会议组织”(2011年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

在国内,“伊斯兰”对于民众的吸引力仍然十分巨大。“巴基斯坦人民党”在1970年的选举中提出了四个口号,第一个就是“伊斯兰教是我们的信仰”,认为“伊斯兰”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公平”“平等”“民主”,有着天然的相似性,因此能够获得更多巴基斯坦人尤其是巴基斯坦穆斯林的支持。但是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政府,其在“伊斯兰社会主义”口号下推行的很多改革,被巴基斯坦的反对派视为“社会主义”,而布托的左翼倾向,也被巴基斯坦宗教阶层所警惕和反感,布托政府也最终被巴基斯坦军队所推翻。

政变后主导国家的奇亚·哈克,更是高呼“伊斯兰教就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管理制度”。奇亚·哈克多次表明,巴基斯坦是“主权属于真主的国家”,全体巴基斯坦人是真主的仆人,过分强调物质和虚荣,其实就是在社会民众中传播的“传染病”,需要予以纠正。从1979年开始,巴基斯坦设立了联邦伊斯兰教法法庭,开始用伊斯兰教法管理民事纠纷,其采用的刑罚标准也是按照传统伊斯兰教法的标准实施,比如禁止烟酒,对通奸和盗窃行为予以严厉处罚(乱石砸死和砍去四肢)。

进入80年代,奇亚·哈克领导的巴基斯坦政府,更是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学界达成了“政治联盟”,由奇亚·哈克领导的巴基斯坦军队负责国内政治管理,而由伊斯兰学者们赋予巴基斯坦军队干政的合法性。应当指出的是,这种“保护”和“合法性”关系,非常类似于伊斯兰教历史上传统的逊尼派影响下的政治-神权关系,即由伊斯兰“武士”建立政权,用“刀剑”保护和推行伊斯兰教,而“伊斯兰学者”则负责“合法化”这些“武士”所建立的政权。

在这一时期,由于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成为了“社会准则”,因此伊斯兰学者需要研究的课题也从过去的《古兰经》和《圣训》转为了如何应用。从这个角度讲,奇亚·哈克成为了现代版的“苏丹”,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势力也成为了奇亚·哈克的伊斯兰教士集团(乌莱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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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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