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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通儒饶宗颐耕耘过的24个领域


一代通儒饶宗颐先生的逝世,引发学界和公众的集体缅怀。饶先生以学问渊博著称,公众或专家难以全面了解饶先生的学问,本是情理之中的事。关于饶先生的学术贡献,网络上已有不少资料,或夸大,或误读,或诋毁,亟待正本清源。笔者此前多次通读过饶先生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围绕“饶学”也撰写过多篇论文,对饶先生的学问算是略知一二。

饶先生的著述涉及国学(或饶先生所称“华学”)的各个领域,其《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分为“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文录、诗词”14卷。当然,这种划分是权宜之计,所谓的“国学”在很多时候处于混融状态,难以细分。饶先生的治学时间跨度很长,又是国学各领域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因而看待饶先生的学术贡献,自然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加以审视。

以下暂将饶先生的治学领域分为“史前文字学”“甲骨学”“简牍学”“帛书学”“金石学”“敦煌学”“语言学”“目录学”“经学”“方术”“史学”“历史地理学”“地域文化”“中外交流史”“文学史”“龙学”“选学”“楚辞学”“赋学”“词学”“道教史”“佛教史”“绘画史”“书法史”“音乐史”二十五个门类,分别予以简介。

一、史前文字学

饶先生在《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株式會社アルヒーフ2003年版)一书中提出开展“史前文字学”研究的设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饶先生就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区系的刻画符号发表一系列文章,并结合西亚、南亚等地的域外材料加以讨论。在这方面,饶先生以及李学勤等先生都是以古文字学家的身份上溯汉字的前身,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一书对中国史前刻画符号的材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较为综合的研究,美籍华人学者钱存训先生认为该书“实为史前文字学和字母学在中国学术界开辟先河之作”。21世纪以来,史前刻画符号的研究进入综合研究阶段(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工作为代表),而饶先生的论著作为此项工作的先声,自有其特殊意义。

饶先生在史前文字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钱存训《评饶宗颐著<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文献》1999年第2期)、李学勤《文字起源研究的新视野》(《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陈民镇《“史前文字学”的设想与实践——饶宗颐先生与史前刻画符号研究》(《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香港紫荆出版社2016年版)。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

二、甲骨学

众所周知,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郭沫若(鼎堂)世称“甲骨四堂”。由于饶先生字选堂,故有人誉之为“甲骨第五堂”。据饶先生的早期弟子、著名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回忆,这种说法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著名古文字学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先生指出:“综合看来,在甲骨学研究方面,饶宗颐教授的贡献足以与甲骨学研究的四位大师,即所谓‘甲骨四堂’相并列而成为甲骨学研究史上的‘第五堂’。”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1959年、민음사1996年、香港中华书局2015年版)是饶先生甲骨学的代表著作。该书主张“分人研究法”,即以甲骨卜辞的操作者——贞卜人物为切入点,对甲骨卜辞展开系统的整理研究,在材料的整理和文字的考释方面多有创获,“于甲骨研究专辟新境,书中蕴涵的种种理念,至今尚对学人广有启迪”(李学勤先生语)。该书与陈梦家先生所著《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56年版)均为20世纪50年代甲骨学集大成之作,堪称“50年代甲骨学之双璧”,饶先生也因此荣获1962年有“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

饶先生继承王国维以来卜辞证史的研究取向,通过甲骨文的材料探索上古史,这方面的工作从1940年延续到21世纪初,其晚年的相关论著主要见于《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二书。此外,饶先生致力于搜集流散海外的甲骨文材料,编有《巴黎所见甲骨录》《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日本所见甲骨录》《海外甲骨录遗》等。饶先生主编的《甲骨文通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1999年版)是一套大型工具书,近来此书的主要编纂者沈建华女士整理出版了《饶宗颐甲骨书札》(中西书局2017年版)一书,生动呈现了这一工作的始末。

饶先生在甲骨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沈建华《记饶宗颐甲骨文研究》(《社会科学报》1992年6月11日)、陈炜湛《饶宗颐先生之甲骨文研究——为庆贺饶宗颐先生九十华诞而作》(《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刘钊《谈饶宗颐教授在甲骨学研究上的贡献》(《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3期)。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

三、简牍学

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是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所列举的五大新材料之一。20世纪50年代开始,饶先生开始涉足汉简研究。在银雀山汉简、阜阳汉简、尹湾汉简等材料发现之后,饶先生参与讨论,就其经学、文学史、数术等方面的价值加以抉发。他还曾邀请当今著名简牍学专家李均明先生合作,共同完成了《新莽简辑证》《敦煌汉简编年考证》两种著作。

楚简研究方面,饶先生堪称先驱。1953年,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发现一批楚简,饶先生就此发表了《战国楚简笺证》《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战国楚简笺证》《楚简续记》,它们是楚简研究最早的一批论著。此后陆续发现的材料如九店楚简和包山楚简,饶先生也积极参与讨论。20世纪末,郭店简、上博简两批战国楚简问世,引发简牍研究的高潮。饶先生虽已年届耄耋,亦参预其事。饶先生曾检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缁衣》零简,该简可与上博简《缁衣》相联系。饶先生就郭店简《老子》《太一生水》《语丛》以及上博简《孔子诗论》诸篇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大多已见于沈建华女士编《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饶先生晚年仍十分关注上博简的研究,他主编的《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一书于2012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秦简方面,饶先生与曾宪通先生合著《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首度对秦简《日书》展开系统研究。当时尚无清晰图版,学界对数术类文献还缺乏认识,其难度可想而知。其后类似《日书》的材料不断发现,饶先生此书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饶先生就云梦秦简讨论秦代文学,结合放马滩秦简探讨数术问题,等等,多有创见。对于21世纪初发现的里耶秦简,饶先生亦参与讨论。

饶先生在简牍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李均明《饶宗颐先生与简帛学》(《华学》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乐贤《饶宗颐与简帛研究》(《博览群书》2010年第3期)、曾宪通《选堂先生与秦汉时制研究》(《饶学研究》第2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云梦秦简日书研究》

四、帛书学

简牍学与帛书学又合称“简帛学”。目前的帛书材料,主要是子弹库楚帛书和马王堆汉墓帛书,饶先生均为重要的研究者。

饶先生1954年发表《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考释》,1958年出版《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即投身于楚帛书的研究。此后,饶先生不断围绕楚帛书展开讨论,在摹本的刊布、文字的释读、性质及内涵的揭示方面均有突出成果。他与曾宪通先生合著的《楚帛书》(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是一次重要总结,在该书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时饶先生又结合新材料加以修订。在楚帛书研究领域,饶先生无疑是绕不开的人物。

马王堆帛书方面,在材料发表之初,饶先生便围绕帛书所见《周易》展开讨论,其观点有重要影响。此后,他围绕马王堆帛书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涉及易学、方术等方面。

饶先生在帛书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周世荣《浅谈饶宗颐先生对湖南出土竹帛书的研究》(《华学》第2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均明《饶宗颐先生与简帛学》(《华学》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松长《饶宗颐先生与马王堆帛书研究》(《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楚帛书》

五、金石学

饶先生对金石学素有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便不断发表有关青铜铭文、石刻碑碣的论文。他与曾宪通先生合著的《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对曾侯乙墓编钟的文字释读、音乐史意义、美学意涵、天文学背景等方面展开研究,是关于曾侯乙墓编钟研究的重要著作。饶先生兼具古文字和古乐的知识背景,在铭文释读方面多有突破。此外,饶先生所编《星马华文碑刻系年》《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等论著,则将金石学的视野拓展至域外,开海外金石学之先河。

饶先生在金石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王素《略谈选堂先生对东南亚华文碑铭整理的功绩——从<星马华文碑刻系年>说起》及任昉《略谈选堂先生对墓志整理的贡献——以<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为中心》(《饶学与华学——第二届饶宗颐与华学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成立十周年庆典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

《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

六、敦煌学

2010年8月8日(也是笔者22周岁生日),笔者有幸参加在敦煌举行的“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寿宴在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前举行,来自国内外的敦煌学学者济济一堂,可见饶先生在敦煌学领域的极大威望。

受到叶恭绰先生的影响,饶先生对敦煌学产生兴趣。20世纪50年代初,饶先生得到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所获敦煌写卷的微缩胶卷,从而掌握大量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饶先生对敦煌写卷《老子想尔注》展开研究,奠定了他在敦煌学的地位。60年代,饶先生借在法国访问、研究的机会,接触到伯希和(Paul Pelliot)所获敦煌写卷,饶先生因而写出《敦煌曲》《敦煌白画》等重要著作。此外,饶先生率先刊布并研究敦煌写卷《文心雕龙》《文选》等文献,并对敦煌琵琶谱、书法、绘画、宗教、语言、历史、数术等方面的材料均有研究,先生的书画创作亦多取材于敦煌。

值得一提的是,饶先生长期为敦煌学人才的培养、敦煌石窟的保护、敦煌学研究项目的开展、敦煌学书刊的出版等工作而奔走,赢得了学者们的共同尊重。

饶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朱凤玉《饶宗颐先生与敦煌文学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荣新江《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究》(《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陈民镇《从敦煌学史的视域看饶宗颐先生的敦煌学成就》(《饶宗颐研究》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敦煌曲》

七、语言学

饶先生还是中国悉昙学研究的先驱。所谓“悉昙(siddhām)”,指在唐以前传入中国的悉昙体字,是当时所称的狭义梵文,对中国古代语言学有深远的影响,反切、等韵学便与其息息相关。有感于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等语言学论著对这方面关注不足,饶先生穷三十年之功,填补中国悉昙学研究的空白(日本学者较早关注悉昙学)。饶先生编集《悉昙经传:赵宦光及其<悉昙经传>》一书,为学界提供重要材料。其相关论文后汇集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一书,就悉昙体字对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影响作了一系列的讨论。如否定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一文的观点,如将悉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等等,均富于卓识。

饶先生在语言学或悉昙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李新魁《梵学的传入与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兼论饶宗颐先生对梵学研究的贡献》(《华学》第2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谭世宝《略论饶宗颐与当代悉昙学研究——兼略评当今一些误论》(《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

八、目录学

饶先生极为重视目录学,他说:“可以说我的很多学问的开展,第一把钥匙正是目录学”,“我做学问是很重视根柢的……熟悉目录学可以使你的学问做得很精密、很扎实,有旁搜远绍、左右逢源的好处。”目录学作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是治学的根基,向来为学者所重。饶先生的父亲饶锷是位儒商,饶先生尚是少年,饶锷老先生便驾鹤仙去,留下了《潮州艺文志》的未完稿。饶先生发愤续写《潮州艺文志》,因而年少成名。可以说,饶先生进入学术界的敲门砖,便是一部目录学著作。其后他发表的《新莽艺文志》《楚辞书录》《词籍考》等论著,均为目录学方面的力作。

饶先生在目录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唐小海《饶宗颐先生目录学浅析——观〈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有感》(《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6年第5期)。

《潮州艺文志》

九、经学

饶先生在经学方面的贡献,突出体现于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面对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饶先生2001年11月2日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提出了“新经学”的设想,展望21世纪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高屋建瓴,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其二,饶先生强调以“礼”为切入点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反对以“萨满主义”研究早期历史,就礼学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并通过卜辞材料探究“殷礼”;

其三,通过出土文献研究《诗经》《周易》《尚书》等经典,尤其是在易学方面,如复原马王堆帛书《周易》卦序排列、对数字卦的讨论等,多有创见;

其四,关于经学史的研究,如对宋代、明代经学的讨论。

饶先生在经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游志诚《饶宗颐<易经>学述论》(《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香港紫荆出版社2016年版)、彭林《饶宗颐先生推动经学重建的几件往事》(《文汇报》2018年2月23日)。

十、方术

方术相对于经术,属于“小道”,过去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认识。从出土文献入手研究方术,饶宗颐、李零等先生是重要的开拓者。饶先生围绕楚帛书、马王堆帛书、秦汉简、敦煌写卷等材料展开的研究,多涉及方术,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如饶先生最早就云梦秦简《日书》展开系统研究,堪称出土方术类文献研究的奠基之作,他提出的一些创见,为后来的一些材料(如放马滩秦简)所证实。

饶先生在方术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刘乐贤《饶宗颐与简帛研究》(《博览群书》2010年第3期)、曾宪通《选堂先生与秦汉时制研究》(《饶学研究》第2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十一、史学

史学在饶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突出体现于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将有文字的出土材料和没有文字的出土材料加以区分,提出“三重证据法”,此后又在此基础上扩充为“五重证据法”(实物、甲骨及金文材料、经典材料、民族学资料和异邦古史资料),饶先生在先秦史领域所做的大量工作均可见其对“五重证据法”的实践;

其二,饶先生青年时期致力于新莽史的研究,且有撰写《新书》的计划,后来因史学观念的转变,未能继续,后来他与李均明先生合作《新莽简辑证》《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属于饶先生所主持的“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项目),通过汉简勾稽汉代史事,可视作其早年设想的另一种延续;

其三,饶先生史学观念的转变,具体贯彻于《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国史学观念探讨之一》(香港龙门书店1977年、台北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79年、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中华书局2015年版)一书,该书是史学理论领域的力作;

其四,注意研究思想、观念、信仰的变迁,对原始宗教多有探讨,致力于揭示古史演进的时代背景。

饶先生青年时期得到疑古派领袖顾颉刚先生的赏识,但后来他的古史观有所改变,由“疑古”而“走出疑古”,逐步走上了“罗王之学”以卜辞等出土材料证史的道路。在古史观方面,他与李学勤先生有着相近的旨趣。

饶先生在史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沈建华《饶公与新古史辨》(《华学》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谢贵安《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曾宪通《古文字资料的发现与多重证据法的综合运用——兼谈饶宗颐先生的“三重证据法”》(《古文字研究》第26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十二、历史地理学

饶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重镇——禹贡学会最年轻的会员,当时先生未及弱冠。饶先生一方面研究地方史地,另一方面又参与到当时主流历史地理学界的讨论之中,在《禹贡》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我们知道,七册《古史辨》是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的见证,实际上《古史辨》还有第八册。当时顾颉刚先生将此重任交付饶先生,书稿已成,但毁于战乱。这一册主要讨论的是历史地理问题,又称“古地辨”。近来中华书局根据当时的目录加以恢复,即将出版。

《楚辞地理考》(商务印书馆1946年、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版)是饶先生的早期著作,开拓了楚辞地理学的研究。该书的写作,主要针对钱穆先生《<楚辞>地名考》“屈原放居汉北”的主张以及将《楚辞》中地名尽量北移的做法。当时包括游国恩、方授楚、饶宗颐等在内的学者都提出了质疑,是为楚辞学的一大公案。饶先生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从潮汕史地和《楚地》地理入手,后又通过甲骨卜辞等出土材料研治上古地理,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收入《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二书。同时,他还将历史地理与文学史相联系,如对李白出生地碎叶的考证。

饶先生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曹锦炎《甲骨文西南部族地理的新认识——读选堂先生新著<西南文化创世纪>》(《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陈民镇《饶宗颐先生与二十世纪楚辞学》(《饶学研究》新版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楚辞地理考》

十三、地域文化

饶先生未及弱冠续完其父饶锷遗著《潮州艺文志》,开始踏上学术舞台。饶先生青年时期主要研治潮汕地区的乡邦文献和历史地理,并担任《潮州志》总纂,是“潮学”的重要奠基人。其后饶先生的学术兴趣虽有转移,但一直关注潮学研究,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潮学的把舵者。饶先生通过地方史志的研究逐步渐入主流学术界,更为重要的是,地方史志虽是地域之学,但由于综合性强,涉及历史、地理、经学、文学、目录诸方面,饶先生的知识框架也因而初步确立。

除了潮学,饶先生也是楚文化研究的先驱之一。饶先生在1969年便发表《荆楚文化》一文,正式提出“楚文化”这项研究课题。他在《楚辞》、楚帛书、楚简、楚地青铜器、楚史、楚地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均贡献卓著。此外,饶先生还对西南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展开研究。

饶先生在地域文化方面的研究,可参见郭伟川《饶宗颐教授与“潮州学”》(《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曾宪通《选堂先生与荆楚文化研究》(《华学》第2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民镇《饶宗颐先生与地域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

十四、中外交流史

饶先生延续沈增植以来的治学路径,极为注意中外交流史(或称“中外交通史”)。饶先生所提倡的“五重证据法”,“异邦古史资料”是其中之一。对于世界范围内“发问”的文体、印度文化对中国语言及宗教的影响、中外天文学知识的联系、中外马车的异同、中外史前刻画符号的比较等问题,饶先生均有所讨论。

饶先生还尝试译介近东史诗和古印度吠陀文献,为国内学人提供重要域外材料。眼下正热的“一带一路”,饶先生可以说是重要的开拓者。对于“汉前丝绸之路”,先生亦有长期的关注和探索。饶先生还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学者之一,并对“海上丝绸之路”有持续的研究。对于“西南丝绸之路”,饶先生也发表了不少论著。饶先生曾游历、任教于南亚和东南亚,对中国与南亚、东南亚诸国的文化交流也多有研究。

饶先生在中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可参见荣新江《饶宗颐教授与丝绸之路研究》(《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香港紫荆出版社2016年版)、陈民镇《交错视界中的中外交通——饶宗颐与中外交流史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5期)。

《新加坡古事記》

十五、文学史

饶先生曾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且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创系系主任,长期活跃于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前沿。他认为“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眇”,极为重视古典文学的研究,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赋、骈文,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他的不少文学史论文已经收入《文辙——文学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一书。

饶先生对文学史的研究,上起先秦,下迄明清;诗、词、赋、小说、戏曲等文体,均有涉及。他对文学史的研究,亦多践行其史学上的“五重证据法”,如据甲骨文讨论卜辞文学,据出土简帛讨论孔子诗论、秦代散文、稗官、唐勒赋等问题,再如据域外材料讨论世界范围内的“发问”文学、拜火教等宗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谢灵运等诗人对梵文的接受,等等,均新意迭出。

饶先生在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可参见陈民镇《饶宗颐先生古典文学研究述略》(《饶学研究》第3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文辙——文学史论集》

十六、龙学

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空前绝后的系统性文论著作,研究者甚众,世称“龙学”,饶先生是香港地区龙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50年代初,饶先生获得斯坦因敦煌搜集品的微缩胶卷,并揭示其中的《文心雕龙》残卷。1954年,饶先生发表《〈文心雕龙〉与佛教》一文,申论《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饶先生在后来的《〈文心〉与〈阿毗昙心〉》《〈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论四声说与悉昙之关系兼谈王斌、刘善经、沈约有关诸问题》等文章中有进一步讨论。《文心雕龙》与佛教之间的联系,通过饶先生等学者的论证,已渐成共识。1962年,饶先生主编《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庆祝金禧纪念特刊》之《文心雕龙研究专号》,收入了先生《〈文心雕龙〉探源》《〈文心雕龙〉集释:原道第一》《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唐写本〈文心雕龙〉景本跋》《六朝文论摭佚——刘勰以前及其同时之文论佚书考》诸文,并刊布了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的图版,是这一珍贵材料的首度面世,嘉惠学林。

饶先生在龙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郭景华《饶宗颐<文心雕龙>研究述略》(《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香港紫荆出版社2016年版)、陈民镇《饶宗颐先生古典文学研究述略》(《饶学研究》第3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十七、选学

“选学”即研究昭明太子《文选》之学。隋唐以降,选学蔚为显学,有所谓“《文选》烂,秀才半”之说。尤其是清代,“国朝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文选》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必读书。“新文化运动”以来,选学衰微,甚至被视作“选学妖孽”。饶先生“幼嗜文学,寝馈萧《选》”,在进入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之后,讲授《文选》课程,“以此书讲授上庠历三十年”,这也是先生“选堂”之字的由来之一。

1957年,饶先生发表《敦煌本〈文选〉斠证》,搜访英、法藏敦煌写卷,对敦煌写本《文选》作初步校证,是“第一篇对敦煌写本《文选》进行全面介绍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论文”(徐俊先生语)。饶先生1965、1966年在法国巴黎集中研究敦煌写卷,并有撰作《敦煌本文选》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实现。后来在荣新江先生的协助下,饶先生所编著的《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2000年版)出版,著录敦煌写本31件、吐鲁番写本4件,是为第一部全面搜集世界各地敦煌吐鲁番《文选》写本并影印出版的著作。在此前后,学术界出现了一批重要的选学著作,《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的出版则为选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饶先生在选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孙少华《饶宗颐先生<文选>研究的成就与启示——以氏著<文选卮言>为中心》(《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香港紫荆出版社2016年版)、游志诚《饶宗颐文选学评述》(《饶学与华学——第二届饶宗颐与华学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成立十周年庆典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陈民镇《饶宗颐先生古典文学研究述略》(《饶学研究》第3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敦煌吐鲁番本文选》

十八、楚辞学

前文已经提到,饶先生早年以《楚辞地理考》著称,即已涉足楚辞学。饶先生于1956年出版的《楚辞书录》一书,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楚辞研究的论著,是现代第一部综合性的楚辞学目录(其后有姜亮夫等先生的类似著作)。1978年,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作题为《楚辞学及其相关问题》的退休演讲,正式提出“楚辞学”的概念。此外,饶先生《楚辞与词曲音乐》(香港大学中文系1958年版)一书讨论楚辞与词曲音乐的关系,据出土文献与域外材料研究楚辞,等等,均值得重视。

饶先生在楚辞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陈民镇《饶宗颐先生与二十世纪楚辞学》(《饶学研究》新版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楚辞书录》

十九、赋学

赋学与选学一样,一度陷入尴尬的境地。饶先生在1975年发表的《选堂赋话》中指出:“赋学之衰,无如今日。文学史家直以冢中枯骨目之,非持平之论也。”在饶先生等学者的努力下,赋学逐渐复兴。在第二届国际赋学研讨会实非上的演讲中,饶先生感慨“时至今日,赋学重兴,始料所及”,并提出赋学研究的几项新课题。饶先生在赋学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通过出土简牍和敦煌写卷钩沉索隐,为学界提供新材料和新思路。

饶先生在赋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刘涛:《论饶宗颐<选堂赋话>中的赋学批评》(《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何祥荣《从<选堂赋话>看饶宗颐的赋学本源论》(《饶学与华学——第二届饶宗颐与华学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成立十周年庆典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陈民镇《饶宗颐先生古典文学研究述略》(《饶学研究》第3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二十、词学

饶先生在词学领域的研究,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香港协助叶恭绰先生编《全清词钞》。1965年,饶先生受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之邀前往巴黎,后来1971年以中、法两种文字出版的《敦煌曲》便是他们合作的重要成果。该书通过法藏敦煌写卷及英、俄藏写卷对敦煌曲展开系统的探讨。敦煌曲与词的关系,引发饶先生与任二北等先生的论战,相关文章后收入饶先生《敦煌曲续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版)一书。

饶先生还致力于从目录学角度开展词学研究。早在1959年,饶先生便发表《宋词书录解题稿》。他后来的《词籍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63年、中华书局1992年版)一书对唐五代至金元的词集加以全面的考订和辨析,是词学领域的名著。此外,饶先生还编集《景宋乾道高邮军学本<淮海居士长短句>》《李卫公望江南——词学秘籍之一》,为学界提供基础材料。20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将编纂《全明词》的任务归到饶先生名下,《全明词》(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在2004年最终面世,填补词史文献整理研究的一大空白。关于清词,饶先生也有一系列重要论文发表。

饶先生在词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杨成凯《词学研究的一座丰碑——评饶宗颐〈词集考〉》(《文学遗产》1994年第6期)、王志鹏《饶宗颐先生与敦煌曲研究》(《饶学研究》新版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陈民镇《饶宗颐先生古典文学研究述略》(《饶学研究》第3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词籍考》

二十一、道教史

《(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香港东南书局195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奠定了饶先生在道教史领域的重要地位。该书首度刊布并系统研究敦煌写本《想尔注》残卷,填补了汉末道教史材料的空白,首次将一部敦煌道书与相关的道教史背景紧密结合,堪称道教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该书还引发了欧洲的道教热,索安(Anna Seidel)、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等西方著名道教研究者深受其影响,施舟人更是尊饶先生为道教文献研究的开拓者。此后,饶先生继续推进《想尔注》的研究,并关注敦煌写卷《登真隐诀》、道教与楚文化的关系等问题。

饶先生在道教史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施舟人《饶宗颐先生的<老子想尔注>研究和世界道教学的发展》(《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翰墨轩出版公司1997年版)。

《老子想尔注校笺》

二十二、佛教史

受家学影响,饶先生少年时期便开始倾心佛学,素喜打坐参禅,并以佛教思维观照世界。最近饶先生的丧礼,即以佛教形式举行。早在1948年,饶先生便发表《秦时佛教传入中国说驳议》一文,涉足佛教史的研究。敦煌石窟是佛学宝库,饶先生作为敦煌学大家,围绕敦煌写卷对佛教史展开一系列的研究,如对佛经写卷的考订、对禅宗史的研究等。饶先生极为关注佛教对中国语言、文学、艺术的影响,将佛教史研究纳入文化史的视野之中。饶先生的相关论文,多见于《饶宗颐佛学文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3、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

《饶宗颐佛学文集》

二十三、绘画史

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荣休之后,开始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当然,饶先生对帛画、敦煌壁画及白画、明末清初文人画等方面早有研究,且饶先生自幼研习绘画,学术与艺术创作两者相互促进。饶先生在绘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多收入其《国画史论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一书。在绘画史研究中,饶先生亦贯彻其史学上的“五重证据法”,通过考古发现勾稽中国早期绘画,并注意与域外图像资料相比较。饶先生《敦煌白画》(1978年出版于巴黎,2010年又刊行中文版、英文版和日文本)一书研究敦煌石窟白描作品,开创敦煌白画研究的新领域,更为绘画史提供一批新材料以及新的研究角度。

此外,饶先生注意研究文学与绘画之间的交互影响,并对文人画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文人画有持续的探讨。饶先生曾对元四家之一的黄公望行迹及《富春山居图》的临本加以研究,结集为《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临本》(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1975年版)一书。饶先生的绘画作品,多汲取敦煌、元四家等研究对象的精华,晚年更倡导“西北宗”,形成别具一格的画风。

饶先生在绘画史方面的研究,可参见薛永年《试论饶公的画史研究》(《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郭景华《观看之道:作为精神史的艺术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陈民镇《新材料与新格局——饶宗颐艺术史研究的史料观与方法论》(《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国画史论集》

二十四、书法史

饶先生自幼研习书法,众体皆擅。自从事学术研究以来,先生对书法史亦多有研究。早在1958年出版的《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一书中,饶先生便开始关注楚帛书的书法。在1985年出版的《楚帛书》中,饶先生则以专节讨论楚帛书的书法艺术。面对世纪之交不断发现的楚简材料,饶先生积极提倡楚简帛书法的研究,并提出“楚简书法大字典”的研究计划。在《饶宗颐五体书法:篆·隶·楷·行·草》(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一书的跋中,饶先生便强调:“近百年来,地不爱宝,简册真迹,更能发人神智。清世以碑帖为二学。应合此为三,以成鼎足之局。治书学者,可不措意乎?”饶先生对敦煌写卷的书法也多有研究,早在1965年,饶先生便发表《敦煌写卷之书法》一文。饶先生认为“敦煌艺术宝藏,法书应占首选,不独绘画而已也”,1983年至1986年,日本二玄社出版了饶先生所编《敦煌书法丛刊》29大册,集敦煌书法之大成。此外,饶先生对传统碑帖和书家亦多有考论。在书法史研究的基础上,饶先生的书法创作吸收金石、简帛笔意,熔铸为自成一格的“饶体”。

饶先生在书法史方面的研究,可参见赵声良《饶宗颐编<法藏敦煌书苑精华>评价》(《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林锦江《从饶宗颐教授书法艺术理论的发微到饶宗颐教授书法艺术欣赏》(《饶学与华学——第二届饶宗颐与华学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成立十周年庆典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陈民镇《新材料与新格局——饶宗颐艺术史研究的史料观与方法论》(《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敦煌书法丛刊》

二十五、音乐史

前面已经提到,饶先生《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一书就曾侯乙墓编钟的音乐史价值加以抉发。此外,他就贾湖骨笛等考古材料展开讨论,将中国音乐史进一步上溯。饶先生善奏古琴,对于琴学也素有研究,见于其《宋季金元琴史考述》《古琴的哲学》等论著。饶先生在敦煌琵琶谱方面的研究,更是具有开拓性。

饶先生在音乐史方面的研究,可参见陈应时《论饶宗颐的敦煌乐谱研究》(《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龚敏《饶宗颐先生的琴学初探》(《琴学荟萃——第四届古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14年版)、陈民镇《新材料与新格局——饶宗颐艺术史研究的史料观与方法论》(《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在做完上述梳理之后,笔者不得不再度佩服饶先生执着的治学精神和旺盛的创造力。他在各个领域的研究,并非浅尝辄止,而是都有深耕的清晰轨迹和值得大书特书的论著。而能在这么多领域内同时有如此高的成就,可以说再难举出第二人。每逢饶先生的祝寿会议,便会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济济一堂,规模之大、层次之高都极为罕见。不同领域的一流学者聚在一起,这种画面可遇而不可求。学者们都怀着对饶先生的崇敬之情——不独他在上述各领域的辛勤耕耘,还在于他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而奔走的不懈努力。

饶先生的学术经历和治学特点,详见拙作《最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去了——悼念饶宗颐先生》(《中华读书报》2018年2月14日,第7版)。网上有人对饶先生一味攻击,混淆视听,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驳陈端度对饶宗颐教授的诬蔑之词》一文和郑炜明先生《真的假不了:饶宗颐先生的生平、志节和学术举隅——兼为饶宗颐先生辩诬》一书有详尽的辨析,可以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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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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