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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降兵到跳伞运动:被遗忘的新中国国防体育运动

中国作为世界上史籍遗产最丰厚的国家之一,历来对于各行各业“小历史”的书写十分热衷,体育界也曾在上世纪80年代组织出版过一套由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彩珍主编的《中国体育单项运动史丛书》。最近翻看这套丛书的目录,除了我们熟悉的常见体育项目外,还意外发现了一本《中国跳伞运动史》。

权启礼等著《中国跳伞运动史》,武汉出版社

余生也晚,读后才知道跳伞在建国之初曾经作为国防体育运动在全国普及,一度十分流行。但显然这种在高空翱翔的体育项目不比游泳、跑步,还需要具备相当专业的技术支持。因此,为了加强对青少年跳伞运动的训练,当时全国的各大城市中几乎都修建了高耸入云的跳伞塔,有的甚至还成为地标性建筑。时过境迁,如今全国的跳伞塔在城市发展中大部分被拆除,跳伞也日渐回归军事训练,从而退出群众性运动的历史舞台。

从空降兵到跳伞运动

新中国建国之初的群众性跳伞运动完全是在组建空降兵兵种的背景下开展的。为完成保卫祖国、解放台湾的任务,1949年11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组建空降兵的指示。1950年4月17日,中央军委电令各军区、各野战军选调政治可靠、作战勇敢、身体健壮的指战员和英雄模范组建空降兵,一直到9月在开封组编完毕,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

跳伞,作为空降兵的专业技术之一,自然需要重点训练。和新中国许多从无到有的专业一样,跳伞训练也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完成的。第一批参加训练的骨干300余人,经过10多天的理论学习和地面训练,分批实施了空中跳伞。全旅4000余人,到年终每人跳伞2-3次,初步掌握了跳伞技术和空降战术及其训练方法。 

空降兵为此后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的跳伞运动积累了经验和人才。

顾长卫导演电影《孔雀》中的女主角便梦想成为一名伞兵。

伞塔、气球和飞机是跳伞运动的三种主要方式。相比伞塔来说,气球和飞机的训练成本和危险系数显然要高出很多,于是伞塔跳伞凭借所需设备少,花费小,训练周期短,工作人员少,物资、气象容易保障等优势,迅速成为全国普遍推广的一项航空体育项目。

全中国第一座跳伞塔是解放前由国民党政府在陪都重庆建造的,当时主要目的是“防空”,培养市民航空兴趣,以加强空军力量。1942年4月4日,重庆跳伞塔落成,并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争相观瞻伞塔雄姿。

陪都跳伞塔的建成,开创了中国跳伞运动先河,推动了跳伞运动开展。当时重庆甚至掀起了一股跳伞运动热,据重庆《大公晚报》报导,从1942年4月到1946年10月止,参加跳伞的人数达七万六千多人。当然,随着“蒋家王朝”的土崩瓦解,这座陪都跳伞塔也逐渐被废弃。

1950年6月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根据周恩来、朱德的指示,建立了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下设陆、海、空三个科。第一科为航空运动科,包括跳伞、滑翔、航模三个组,跳伞组由空降兵选调的干部负责,并在全国逐步开展群众性的跳伞运动。

国家体委训练竞赛一司编《跳伞教学法》

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成立后,制定的1953年至1957年的五年发展总方针是:“重点试办、吸取经验,学习业务、培养干部,准备物质条件、稳步前进,以达到重点开展。”

1954年2月开始,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在重庆“重点试办”了伞塔跳伞运动,年久失修的跳伞塔也被修葺一新,并更名为重庆跳伞塔。根据新华社当年7月的报道,此举“引起了工人、学生们的很大兴趣,重庆市已经有八百多名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参加了这一运动。许多青少年进行了白天和夜间的‘感性跳伞’、‘直升跳伞’和‘塔门跳伞’。”

重庆跳伞塔

各地兴建跳伞塔

对于中央开展国防体育运动的号召,全国各地方省、市自然是积极落实响应,除了重庆对跳伞塔修旧如新之外,全国的主要城市也都相继兴建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圆柱形跳伞塔。

北京跳伞塔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修建的第一座伞塔,它矗立在风景秀丽的龙潭湖畔。1955年破土动工,年底竣工,高54.17米。贺龙元帅曾在伞塔修建期间亲临现场视察指导,他曾登上塔顶说道:“伞塔的位置很好,风景很美。这是各省、市乘火车进北京的人必经之路。他们可以看到孩子们跳伞,能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北京跳伞塔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9日发表《活跃的国防体育运动》中记述:“在北京崇文门外龙潭湖畔,有一座伸开三个钢臂的高塔。这就是北京跳伞运动俱乐部的著名的高达五十多公尺的跳伞塔。1955年北京市跳伞运动俱乐部成立后,很快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工人、学生。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参加了跳伞运动的已有八万多人次。俱乐部已培养了八千多名成绩合格的跳伞运动员,在首都二百多个单位中,培养了三百多名干部、工人、学生作为原单位跳伞活动的辅导员。这些辅导员不少成了跳伞俱乐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不嫌路远,经常主动地前来俱乐部当义务辅导员,有时替俱乐部做一些其他工作。俱乐部就真像他们的家一般。”

继北京的表率作用后,从1956年到1960年,先后又有开封、郑州、哈尔滨、济南、武汉、沈阳、保定、西安、太原、广州、上海(长宁、杨浦)、长春、石家庄和南京等15座跳伞塔拔地而起,而且在济南、西安等地的某公交车站和路名也以“伞塔”命名。

上海市和开封市跳伞运动俱乐部编印的学习读物

其中,空降兵驻开封某部1956年5月建成的伞塔尤其值得一提,它高达85米,钢臂高75米,在体量上绝对属于全国伞塔中的“巨人”,所以迅速成为开封的地标性建筑和骄傲。它的照片被印在新年贺卡和各种商品包装上,以作纪念。

新年贺卡上的开封跳伞塔

开封卷烟厂出品的伞塔牌香烟

不过当伞塔跳伞在各地迅速兴起的时候,遇到的难题之一是缺少跳伞教练和基层领导力量。于是空降兵里的不少干部又通过借调和转业的方式,到全国各地担任跳伞教练和基层领导。

那么,在跳伞塔上跳伞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济南市的老跳伞教练员訾焕都曾在《齐鲁晚报》上口述回忆:

“跳伞的经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给了当年不少青少年奇妙非凡的体验。除了视线可及,在塔身之中还有个螺旋形楼梯,顺着楼梯向上可至近塔顶的一处一米来宽的圆形塔台,一圈可供五六人站立,向远望去,视野极佳。  

塔台上方有朝向四个方向约十米长的钢臂,钢臂上悬挂着钢索,一端连接释放钩,另一端与卷扬机连接。卷扬机则由伞塔不远处控制室里的专业人员操纵。通过按钮,利用电力使伞圈升降。释放钩连着直径八米的伞圈,伞圈下悬挂着跳伞,伞展开有六十多平米,几十公斤重,需要五六个人收。  

牵引跳伞和飞机跳伞不同,跳伞者把安全绳穿好,手里握住操纵带和拉绳。操纵室的老师看到跳伞者准备好了,便一按电门,伞和人就吊在了空中。当伞圈升到规定高度后,教练员发出“脱钩”的口令时,跳伞者一手握住操纵带,另一只手迅速用力拉下拉绳,将释放钩拉开,使降落伞脱离伞圈。随后通过操纵带控制方向。  

由于脱钩前伞本身就是张开的,所以跳伞者一般感觉不到迅速下降的惊险。在下落的一瞬间,巨大的伞就在空中飘了起来,直到着陆大约十秒左右。”

伞塔跳伞示意图(出自国家体委航空运动司编《伞塔跳伞》1962年版)

伞塔的命运

跳伞运动在“文革”期间一度沉寂,“文革”结束后得以恢复,可是没过多久便风光不再。

上世纪八十年代,跳伞项目在体育比赛中被取消,全国群众性的跳伞运动也随之衰落。另一方面,对于空降兵而言,随着新时期武器装备不断更新发展,部队训练走向以中、大型运输机跳伞为主,伞塔也失去了其固有作用,日渐成为被遗忘的荒芜之地。因此,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擎天柱”的去留问题,便摆在了城市发展决策者的面前。

现在看来,全国大部分跳伞塔的命运是被爆破拆除。当年留存至今的跳伞塔为数不多,较为著名的有开封跳伞塔、保定跳伞塔、重庆跳伞塔和济南跳伞塔等。然而同样是留存下来的历史性建筑,各自的命运也不尽相同。

例如,济南跳伞塔在2007年被公布为济南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又被公布为山东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失去使用功能的伞塔被粉刷一新,屹立在全民健身中心,作为文物供人观赏。

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济南跳伞塔

相比之下,曾经在高度上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开封跳伞塔却显得落寞孤寂,如今藏身于开封东南郊的一所驾校内,塔身上“伞兵的摇篮”这五个金黄色大字的笔划已经脱落难认。值得欣慰的是,伞塔附近还有一所以“伞塔”命名的小学,以及通往伞塔的一条路被称为“伞塔街”,仿佛不肯完全忘却这段属于千年古城的共和国记忆。

藏身驾校院内的开封跳伞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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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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