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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住在高楼里,想要‘住在上海’”

核心提示:“上海人觉得外国人疯了,竟然要住到这样的房子里来。“外国人也觉得上海人疯了,竟然要从这么棒的房子里搬出去。”

“上海人觉得外国人疯了,竟然要住到这样的房子里来。”

“外国人也觉得上海人疯了,竟然要从这么棒的房子里搬出去。”

弄堂的故事可以写本书

“富民路最早不叫‘富民路’,叫‘古拔路’,侬晓得伐?所以阿拉富民新邨原来叫‘古拔新邨’。”

“此地有4条支弄。刚来的辰光,每条支弄前头都有守门的警察或者红头阿三。”

88岁的徐达伍是富民新邨的老居民了。

1936年刚刚搬来的时候,他才6岁。

父亲当时是一家纱厂的管理人员,一家人原住在玉佛寺旁边的金城里。

“因为日本人飞机扔炸弹,阿拉就逃到这里来了。”徐达伍说。

富民新邨是一处新式里弄。

这类住宅又被称为“连接式小花园洋房”,是介于石库门和花园洋房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

上世纪20年代起,国内的富裕阶层和来上海做生意的外国人不再满足于逼仄的旧式里弄住宅。

他们希望住房更加宽敞舒适,能够配备卫生、煤气等设备。

于是,一批新式里弄应运而生。

据统计,上海的新式里弄起先主要分布在虹口、静安和(原)卢湾,随后向徐汇和长宁推进。

其中,又以静安的数量为最多。

徐达伍对富民新邨的房子颇为满意。"小辰光听大人讲,盖了三年半。"

“砖的质量很好,是上海当时有名的泰山砖瓦厂出的。所以阿拉这个房子有个特点,冬暖夏凉。”

隔壁的裕华新邨虽然比富民新邨早好些年评上“市优秀历史建筑”,但在他看来,“结构设计是相当漂亮,砖的质量就差一点了。”

徐达伍记得,刚搬来时,弄堂里一栋栋三层楼的房子多为独门独户。

老上海五方杂处。

富民新邨里住过协大祥绸布店、罗店利用锁厂的老板,住过妓院里的老鸨、舞女,也曾有地下党在这里开展工作。

斗转星移间,弄堂里的故事简直可以写一本书。

一转眼,徐达伍在这里住了八十多年了,看着弄堂和周边起了好多变化。

“小辰光弄堂里小朋友多得不得了。阿拉有支足球队,把南洋模范中学都打败了。”

“现在小孩很少了,整个弄堂很安静。”从弄堂走出去,附近倒一向不乏时髦的去处。

只不过以前的爱埃令舞厅、圣乔琪夜花园,如今被保罗酒楼和各色酒吧、咖啡馆替代了。

外国人住进弄堂里来了

徐达伍发现,这两年的新趋势是,外国人特别喜欢这里。

“外国人多唻,餐厅、酒吧夜里天天客满,哦呦,吓死人。”

甚至有些外国人住进弄堂里来了。

就拿徐达伍夫妇住的这栋楼来说吧。

他们夫妇俩住底楼,二楼的邻居搬走后,把房子委托给中介。

一个前楼,一个后间,还有两个亭子间,统统装修一新,再分别租出去。

如今竟有三个房客是外国人。

“一个法国人,一个菲律宾人,一个马来西亚人,只有二层楼亭子间是个外地女小囡(女孩)。”徐达伍的老伴孙茂芳说。

亭子间和后间都不大,只有六七个平方。装修的时候,老两口上去张望了一下。

“房子小嘛小的,但是改造过以后,五脏俱全。”孙茂芳说。

“一半拦出来做卫生间,剩下来的空间放一张床、一个小橱;微波炉烧饭,下头是带烘干的洗衣机。”

“这样关了房门自己可以生活了。”她说。

但是房租高得让老两口咋舌:“就这点地方,一个月要2500块!”

相比之下,前楼要大一些,25个平方左右,楼梯边外带一个独立的“大卫生间”。

相应地,房租要7500元。

几位邻居每天上下楼要经过老两口在底楼的灶间。“天天碰得到,看到总归打个招呼。”

不过,交流也仅限于此了。“阿拉不去多问人家。”徐达伍说。

只有换房客的时候,老两口会向中介打听一下。

“中介那个小鬼头(小伙子)外文水平可以的,专门做外国人生意。”孙茂芳说。

“我要问问他的:侬介绍过来的是啥人啊?哪能要走了?”

虽然交流不多,但老两口对这些外国邻居印象还不错。

“菲律宾人之前是个德国男小孩,搞设计的。待到去年9月,公司又把他派到深圳去了。”

“走之前把房子弄得来色色清(指收拾得干净),我跟中介讲:比倷租出去的辰光还要清爽嘛!”

“法国人邪气(特别)客气,看到阿拉总归讲:你好!”

“她进进出出都化妆,香是香得来!人嘛身材又好,穿的衣裳真是好,颜色啰料作啰,看上去适宜(舒服)呃。”孙茂芳说。

“有点艺术感,有点水平。”徐达伍点评说。

住在弄堂里特别安全

就像徐达伍夫妇对外国邻居的印象是“邪气客气”一样,来自加拿大的Raefer Wallis和Sherry Poon夫妇也觉得弄堂里的中国邻居们“很友好”。

他们可能是在富民新邨住的时间最长的外国人了。

“我们在这个弄堂里住了17年。这是我们在上海唯一住过的地方。”Raefer说。

2001年刚来上海工作的时候,他们有两个租房选择:

一个是虹桥古北的高层公寓,一个是距离公司不远的市中心弄堂。

Raefer说:“我们俩都在加拿大长大,来上海是为了有些不一样的体验。”

“如果选择住高楼里的大公寓,那会超级无聊,一点也不上海,跟在多伦多没什么两样。”

“Sherry做了明智的选择,选了这里的老房子。”

在提到“高楼”的时候,他用了“tower”这个词,让人马上联想到高高耸立、与周围相隔绝的庞然大物。

他还记得刚到上海时,从机场到市区,一路上感受到的反差。

“飞机在浦东机场降落后,我看到的天空是灰色的。在高架上,两边的建筑千篇一律,让人有些失落。”

“但当车子驶下高架进入市区,狭窄的街道有绿树庇护,许多弄堂房子都只有三层楼……”

“这是上海?简直出乎我的意料。”

第一次走进富民新邨时,Raefer有一种紧张感。

“当你穿过公共灶间上楼的时候,邻居可能正穿着睡衣做饭。”

“我觉得自己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人家的内衣挂在卫生间里呢。”

“对我们来说,这些真的有些奇怪。我感觉自己离别人的私生活太近了,像是一个侵入者。”

不过他很快发现,在弄堂这样的空间下,邻里之间有种特殊的人际关系。

“住在弄堂里特别安全,因为每个人都互相认识。”

他们当时租下的是弄堂里一栋房子的三楼。跟他们交流最多的是住在二楼的寿幼森一家。

“这么来形容我们的关系吧。”Raefer 说,“我们从来不叫他‘寿先生’,而是随我们的孩子,叫他和他的太太‘爷爷’、‘奶奶’。”

Sherry回忆说:“每次经过他们的灶间,奶奶总在做好吃的,飘出好闻的香味。”

“我会问:‘奶奶,你在烧什么啊?’奶奶就会说,红烧肉,或者鱼香茄子。”

“她会让我们尝尝,有时甚至端一碗给我们。‘多吃点!’‘多吃点!’”

对此,寿幼森觉得很平常。

“阿拉老早跟老邻居就是这样相处的。有好吃的肯定端一碗给侬。今朝包馄饨,肯定让侬带一份。”

Raefer夫妇的大女儿刚出生时,寿幼森夫妇没少帮忙带孩子。

她睡的那间三楼亭子间是不上锁的。

“夜里小孩穷哭,Raefer伊拉讲,不要紧,让她哭到吃力嘛就睡着了。”

“阿拉老婆总归有点不大舍得,有辰光要跑上去‘救’她。”寿幼森说。

Sherry发现,自从大女儿出生后,他们跟弄堂里其他邻居的交流也变多了。

大家从“很友好”变成了“超级友好”。“以前,邻居看到我们会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当我们有了孩子之后,他们开始跟我聊天了。”

“他们会给我许多带孩子的建议,比如用友好的方式跟我说:‘你女儿穿得太少了’。就像他们跟其他熟人交流时一样。”

“中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孩子是‘大家的’。你知道,每个人对怎么带孩子都有一套自己的经验。”

我拥有了一小块“上海”

Raefer和Sherry都是建筑师出身,在他们看来,上海的弄堂有一种特有的活力。

“当你走进弄堂,可以看到上海人,也可以看到外国人、外地人。”

“这当中有有钱人,非常非常有钱,因为上海的房价是世界上最贵的之一。同时,也有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人。”

“而所有这些人都住在同一个弄堂里。现在,很少能在一个城市的市中心看到这样的多元化。”

“作为建筑师,我们关注城市规划。”

“世界上那些最健康、最稳定的城市,富人和穷人总是毗邻而居。当他们分别住在不同的地方,问题就出现了。”

在弄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Raefer决定了自己的业务方向——帮外国人改造买下来的老房子。

“十多年前,当我们跑进弄堂时,许多房子依然用着旧墙纸、老马桶,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来自八十年前。”

“上海人盼着要离开这样破旧的老房子,住进干净的新大楼里。”

“相反地,外国人对住进老房子这件事特别兴奋。——我拥有了一小块‘上海’!”

Raefer从中看到了有趣的对比:

“上海人觉得外国人疯了,竟然要住到这样的房子里来。”

“外国人也觉得上海人疯了,竟然要从这么棒的房子里搬出去。”

结果是,Raefer的事务所运行得“极好”。

“我们的客户跟我们一样,不想住在一个tower 里,想要‘住在上海’。”

“他们希望能把老房子翻新,还它原来的样子。”

Raefer说,在上海的各种老房子里,最受外国人欢迎的就是新式里弄。

“因为有一部分新式里弄是产权房,外国人可以购买。而大多数石库门都只有使用权。”

“另外,新式里弄的房屋状态通常要比石库门更好一些。”

“小洋房也很好,但市面上相对较少,价格也更贵。”

Raefer认为,外国人可能比上海人更早地意识到了老房子的价值,知道它们今后会升值。

如今,上海有一批房产中介专攻新式里弄和花园洋房的买卖、租赁,可见这一市场的潜力。

以富民新邨为例,弄堂口都灵房产的刘先生介绍说,这里每层的面积在50-55平方左右。

一楼和三楼因为分别带天井和露台,更加好卖,目前售价大约在600万左右。

二楼的售价约为400-450万。

假使有房子整体出售,价格要更高一些,估计在1800-2000万左右。

富民路上的“家常味”渐渐变淡了

在富民新邨租了7年房子之后,Raefer 夫妇买房了,就买在这个弄堂里。

那是另一栋房子的三楼。当时,这里的单价大约是2万。

这一回,轮到他们改造自己的房子了。

他们打通了厨房和客厅,使得空间更加宽敞明亮。

在屋顶上加了保温隔热层,让阁楼更宜于居住。

对Raefer来说,改造自己的房子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之前我们做了那么多案例,总会有邻居不理解、抱怨,甚至投诉。”

“比如装修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建筑垃圾,这个经常会遭到抱怨。”

“但在这里,门卫会过来帮我们一起清理,让所有的事都变得轻松愉快。”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让我感觉到,我们不是外人,已经属于这里了。这种感觉非常酷。”

装修期间,有不少邻居过来看热闹。

“甚至我们装修好以后,还有不认识的邻居过来敲门:我们想进来看看好吗?”

“我想现在弄堂里可能已经有一些类似的装修了。”Sherry笑着说。

17年的时间,Raefer和Sherry在这个弄堂里组成家庭,陆续迎来了三个小生命。

Raefer说:“我们经常会聊起,要是当初选择了虹桥,我们在上海的经历将完全不同。”

Sherry则说:“如果当初选择住在tower里,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在上海。”

他们刚来的时候,弄堂里还没有多少外国人。

而现在,他们会像老住户一样,谈论弄堂里发生的变化了。

“喔,13号(住的人)又变了。”Raefer 用中文说。

总的来说,弄堂里的变化是缓慢的。

“17年来,我每天早晨下楼,都会看到一个老奶奶在弄堂里慢慢地走来走去。这个场景从来没有改变过。”Sherry说。

“在一个地方住得足够久,你就会看到大家变老。看到小孩长大,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这是件很有趣的事情。”Raefer 说。

而走出弄堂,外面的世界在飞速变化。

富民路一头通向静安寺,一头通向淮海路,越来越多地铁线路从这里经过。

“交通实在太方便了,1号、2号、7号、13号线都在步行距离以内。”Sherry说。

与此同时,“巨富长”成为上海的时髦地带,富民路上的“家常味”渐渐变淡了。

“以前,你生活中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在富民路上找到。”Sherry说。

她经常会带孩子们去一家文具店。“这家店从我们刚来的时候就开着。老板认得我们。”

“在一个社区里,大家互相认识,这种感觉很好。”

Raefer则很喜欢弄堂口的一家新疆菜小餐馆。“我们经常带自己的碗去买大盘鸡。”他说。

有一次,他把自行车停在餐馆门口,然后就把这事忘了,直到第二天才想起来。

“我以为车子肯定找不到了,我甚至都没有把它锁上。”

“可当我跑去餐馆,店里的人伸手往里面一指,车子竟然还在。”

“原来他们特意把他的车搬进了店里,以防它被人偷走。”

但是后来,潮店来了,餐厅来了,咖啡馆来了,他们经常去的这些有烟火气的小店却一个个消失了。

“一切发生得那么快。”Sherry说,“有天你在文具店里给孩子买了支笔。但过了两天再去,这家店已经关掉了。”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家水果店。”她说,“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有很多家水果店。”

“这条路上不再有水果店,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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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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