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今年是名记者、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逝世20周年，也是中国人登顶珠峰60周年、新华社珠峰报道60周年。
编者按 今年是名记者、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逝世20周年，也是中国人登顶珠峰60周年、新华社珠峰报道60周年。与此同时，我国珠峰高程重测，引发国际社会极大关注，中国媒体在地球之巅充分展示了近年来融合发展新成果。60年来，代代新华人踏着郭超人等前辈的足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包括登山报道在内的各个领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新闻作品。在此刊发一组反映郭超人新闻实践和新华社登山报道的稿件，以更好地传承前辈精神。
浅谈郭超人西部新闻实践之“四力”
今年6月是一代名记者、新华社老社长郭超人（1934年10月—2000年6月）逝世20周年。光阴倏忽，斯人远去，但他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采写的诸多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名篇，依然是后辈新闻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英雄登上地球之巅》《驯水记》《历史的审判》《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中国农村的一角》……这些新闻作品，虽然距今已有数十年，但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历史的脉动、思想的深邃、文字的力量、记者的勇气……它们不仅记录新闻，当时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书写历史，为时代留下珍贵实录。
郭超人20余年的一线记者生涯，先后在中国西部的西藏、陕西、四川三省（区）度过。在那些或奋进或艰难的岁月里，他“沐甚雨，栉疾风”，足迹踏遍雪域高原、黄土高坡、巴山蜀水；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问题，以政治家的站位、哲学家的思辨、科学家的缜密，思考求索时代大势；他以“一颗炽热的跳动着的赤子之心”，激情书写对祖国和人民饱含深情的文字。
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四力”要求寄托着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宣传思想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是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战线队伍建设的总要求。
“记者是在新闻实践中磨砺出来的。新闻无处不在，但需要你迈开双腿，到产生新闻的第一现场去发现、去感受、去采访；需要你带着眼睛去观察，带着耳朵去倾听，带着嘴巴去询问，带着思考去求证，带着真诚去记录，带着责任去传播。”这是郭超人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对记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思考，宛若与新时代的“四力”要求山鸣谷应。
郭超人堪称新闻工作者增强“四力”的典范。他的西部新闻实践，对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增强“四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本文以郭超人在新华社西藏分社、陕西分社、四川分社工作期间的若干深入一线的报道为例，浅谈其西部新闻实践之“四力”。
一、“记者要有两条铁腿”
“现在不少记者被‘官本位’的紧箍咒越套越紧，把才华和时间都荒废了。有的年轻记者说要走我的路，我告诉他们不能只想走我到北京以后的路，不想走我在西部跋山涉水的路。”关乎年轻记者选择行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成才之路、“脚力”之路，郭超人的教诲可谓语重心长、情真意切。
1956年，郭超人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积极要求到最艰苦的环境去锻炼，被分配到新华社西藏分社担任记者。1970年春调新华社陕西分社任记者。1978年秋，到新华社四川分社任记者，1981年任四川分社副社长。1983年1月调新华社总社任秘书长，随即任党组成员，1984年5月任新华社副社长，1986年3月任新华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1992年11月起任新华社党组书记、社长。
郭超人“到北京以后的路”，是进京到总社后的管理工作之路。而他“在西部跋山涉水的记者之路”，持续了20多年，这是一条荆棘丛生、筚路蓝缕、傲雪欺霜的成长、成才之路，也是“两条铁腿”走下来的“脚力”之路。
“做一个真正的记者”，是郭超人一生的理想。无论是脚沾泥土搞田野调查的中青年时期，还是进京当“大官”之后，他的理想从未改变。
在雪域高原，他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当时的西藏还停留在封建农奴制的历史阶段。为尽快深入了解社情民意和客观、真实、准确报道西藏，刚到拉萨不久，郭超人就骑马到后藏和藏北搞调查，一出去就是8个月。“旷野入寒草，独行随远山。”在西藏下乡采访的路途艰辛、寂寥，常常数天不见人烟。
1960年，年轻的郭超人参加了中国登山队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报道。他与登山队员一道行军，在狂风怒号中攀登陡峻的岩坡，在冰冷彻骨的严寒里度过漫漫长夜，他最终攀登至海拔6600米“珠峰的大门”——北坳冰墙之下。这不仅在中国新闻史上，而且在世界新闻史上创造了奇迹。
登山中，郭超人的心脏出了毛病，全身都肿了，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他用一只手掰开眼皮，另一只手写作报道。后来，即便这样，眼睛也看不清字了，他只能口述，让报务员记录，用电码发出去。“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克服风雪、严寒、缺氧、冻伤等重重困难，青年记者郭超人写下《英雄登上地球之巅》等一系列名垂青史的新闻作品。
郭超人说过，“记者要有两条铁腿”，因为“如果只相信材料、报告，不迈开自己的双腿到最基层的地方，就不可能得到最真实的第一手素材。”调到陕西分社、四川分社工作后，已是名记者的郭超人，并没有坐在办公室看材料、跑机关听汇报，而是每到一个地方，就迈开一双“铁腿”，一头扎进乡村基层，搞调查研究，采写报道。
在陕西一个人迹罕至的偏僻山区，他背着背包走了一天，连一块耕地也没见着。好不容易见到人了，当地老百姓把他当成天外来客，说土改后没见外面的干部来过。
1979年，为了采写《成都市手工业调查》，郭超人骑着自行车，穿行大街小巷，把成都的手工业作坊几乎跑遍了。那时的他，已经身患糖尿病，一天只能吃4两饭。为了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素材，他不顾身体，不惜体力，连续采访了两个月。
所谓脚力，指走路的能力，两腿的力气。新闻工作者的脚力就是迈开双脚到基层中去、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郭超人的西部新闻实践，始于“脚力”。“我们倡导记者要去新闻事件的第一线，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观察现场，捕捉感人的、形象的东西。”他认为，这是对记者最基本的要求。
在一线记者生涯中，郭超人每年大约有半年至8个月的时间是到基层、乡村采访调研，其他时间不是在途中奔波，就是在写稿。他曾自我评价说：“我应该说是一个‘乡村记者’，再准确一点，是‘西部乡村记者’”“我大部分的报道内容，都是以中国的西部乡村为背景的”。
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倡导的工作方法和思想路线。在新闻实践中，把大量时间用于行走基层，有计划有系统地搞社会调查和专题调查的郭超人认为，调查研究是记者的基本功，“是因为如果不具备这种本领，那么记者获取信息的方法就很不牢靠，报道就会掺进捕风捉影、主观臆测和道听途说的水分。如果记者看到、听到的只是一些事物的表象而忽略事物的本质，就不可能写出实事求是的新闻报道。”
“脚力”之于新闻工作者的极端重要性，新华社党组书记、社长蔡名照有深刻的论述：“脚力是全部宣传思想工作的源头，眼力、脑力、笔力归根到底要从脚力中得来。只有锤炼过硬的脚力，行千山万水，走千村万寨，入千家万户，吃千辛万苦，宣传思想工作才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才有深厚的人民情怀，才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才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也才有鼓舞人、感召人、塑造人的蓬勃力量。”
郭超人的西部新闻实践之“脚力”，充分印证了上述论述。
在西藏工作期间，依靠长期乡村调查得到的材料，他采写了揭露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极其野蛮落后的系列报道，《西藏农奴制的苛税》一文得到周恩来的表扬；他采写的登山报道《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让处于“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的中国人，不仅切身体验到中国登山队员不畏艰险、团结互助，将五星红旗插上珠峰的艰难历程，而且被登山队员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英雄气概所感动、鼓舞。
在陕西工作期间，他只身行走，深入关中、陕北、陕南农村调研，采写的《延安记事》《关中调查》《安康见闻》，如实反映了彼时彼地的社会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四川工作期间，行走川西平原农村，他与穆青、陆拂为1982年合作采写的《中国农村的一角》，热情描写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变化”，改革的春风吹拂“十年动乱”之后中国人的心田……
二、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别人看到了想到了的东西，你看不到想不到，这样的人当不了记者；别人看到了想到了的东西，你也看到了想到了，这样的人可以当记者；别人看不到想不到的东西，你看到了想到了，这样的人可以当好记者。”以直白而通俗的语言，郭超人形象地阐释了一名好记者要具备过人的“眼力”。
在西部新闻实践中，郭超人新闻敏感强，而且慧眼独具、登高博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拨开云雾见真相，站在普通记者难以到达的高度、角度，发现问题、明辨是非、捕捉新闻。
1979年在成都乐器厂参观小提琴制作过程时，郭超人发现，一支高档小提琴卖2000多元，一支低档小提琴仅卖70多元。而这两种小提琴采用的木料除了看上去纹理上有些差异外，用料基本相同，只是由于制作工人的工艺水平有高低之别，使得价格有30多倍之差。
透过两支小提琴价格巨大反差的表象，郭超人眼光敏锐地观察到那个年代手工业系统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技术力量青黄不接。一些特种工艺技术后继无人，甚至有失传和湮灭的危险。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他大声疾呼“手工业要重视对‘手’的培训”，并提出具体建议。
他采写的《成都市手工业调查》一组内部报道，引起中央领导高度关注，有些建议被国务院制定政策时采纳。
眼力就是观察力、发现力，眼力的背后是判断力、辨别力。记者的眼力不是站在城头看风景，而是立足国家大局、世界大势，观察事物、分析问题。一些记者下去采访，往往满足于给已经拟定的题目找素材，对擦肩而过的重大、鲜活题材视而不见，原因是没有大局和背景这个“新闻发现网”，没有对省情、国情、世情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增强眼力，要求记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本质全面辩证地看问题。
在陕西分社工作时，郭超人有一次领受了报道“农业学大寨”大好形势的任务。采访之初，他也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去寻找和发现素材。当时正值“文革”中期，实地采访时，他看到的却是贫瘠的土地和落后的乡村。以“火眼金睛”去伪存真，他开始怀疑“农业学大寨”运动，并把这些怀疑在系列内部报道《安康见闻》中反映出来，批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形式主义和极“左”倾向。
记者如何“炼就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火眼金睛’”？郭超人认为，记者的眼力首先来源于新闻敏感，“为什么别人看不到想不到的东西，你能看到并且想到？其中奥妙首先就是因为你比别人有更强的新闻敏感。”“新闻敏感只能靠记者在勤学求知中积累，在调查研究中锤炼，在新闻实践中养成”。
记者的眼力，影响甚至决定着报道的角度、高度。郭超人认为，“（报道）角度问题，很多时候是一个高度问题，是记者站在一个什么样高度来看这个事物的问题。也就是说要通过局部看全局。一些稿子之所以不好，是因为记者只是站在了这个事件的等高线上。如果站得高一些，也许就看清全貌和本质了。”高度怎样来呢？“首先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而认识问题的能力，是从思想理论来的，是从知识的积累来的。马列主义是一门科学，其立场、观点，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0年，郭超人在原川东涪陵地区调研山区畜牧业问题时发现，这儿的山区有一种奇怪的“耍耍牛”，这种牛既不能犁田，也不能宰杀。饲养这种没什么经济价值的“耍耍牛”的农民还很多。一查原因，原来“耍耍牛”是集体的，农民领回去养，是为了多拿工分。“耍耍牛”充分暴露了当地山区农村管理上的严重弊病。
然而，郭超人并没有把报道视野局限于曝光“耍耍牛”、批评当地农村管理问题上，而是跳出“耍耍牛”，站在山区畜牧业发展的高度，审视当地畜牧业发展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注意从山区的客观条件出发，抓住适应山区情况的牧业生产的重点”。
他在《从奇怪的“耍耍牛”说起》报道中，以翔实的调查数据，对比当地养猪业、养牛业发展现状，分析山区自然资源禀赋，从而得出结论：当地山区要克服长期以来“重猪轻牛”的片面性，注意从山区自然优势出发，逐步把牧业生产的重点由食粮家畜转移到食草家畜上来。报道还就当地如何“大养其牛”，提出具体建议。
是曝光“耍耍牛”，还是为当地山区畜牧业发展探讨一条方向？报道视野孰开阔孰狭窄，记者眼力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三、日积月累“思想的火花”
91岁的廖昌松老人安居在成都双流区草坪社区金河苑小区，40多年前他因一句“双季稻，双季稻，急得社员双脚跳！”挨批斗，郭超人在《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一稿中提到了他的遭遇。如今仍喜欢读书、看报、赶集的老人告诉笔者，是新华社的一篇报道给了他命运转机。
《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是郭超人西部新闻实践中一篇里程碑式的新闻作品，在中国新闻史上亦堪称如此。
1978年，郭超人到四川分社后，一头扎进双流县调查“农村阶级斗争状况”，采写《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党的基本路线。
在这篇报道中，郭超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翔实的调查材料，大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并把“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作为标题和结论，在导语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主要依据于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澄清是非，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落实政策，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这篇调研报道产生重大影响，其内部报道稿件作为中央重要会议参考材料印发，为阶级关系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决策参考依据，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时的郭超人，仅仅是一名驻地方的普通记者，无一官半职，远离权力中心，何以敏锐观察出历史大势，写出如此恢宏的思想雄文？
这缘于一名优秀记者拥有的非凡“脑力”。据郑鸣主编的《关于记者：郭超人新闻思考》一书披露，《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的主题思想、观点，并不是郭超人一次四川农村调查就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思索、酝酿和积累的过程。早在“十年动乱”时期，围绕“以阶级斗争为纲”出现的无数事实，就经常引起他的注意和思考。一些荒诞可笑的事情使他反感和怀疑，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令他不安和愤慨。他认真学习马列著作，一点一滴地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到粉碎“四人帮”前夕，就已形成了比较明确、系统的认识。一旦时机成熟，便迅速采写出这篇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调查报告。
纵观郭超人的西部新闻经典作品，党性原则坚定、思想观点鲜明，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辉。他是一名善于思考、勇于求索的思想者，学习、思考贯穿着他的职业生涯。
郭超人在陕西分社任记者时，“文革”风云变幻的形势，引导他懂得反思，学会在简单的事物背后看到复杂的背景，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领悟朴素的真理。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他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原著，善于运用辩证法分析和处理问题。
正是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作基础，以极高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理论水平作支撑，郭超人和穆青、陆拂为在1981年推出《历史的审判》这一重大报道、新闻名篇。
《历史的审判》是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的述评体裁的新闻报道。1980年底，作者们在提炼报道的中心思想时，陷入深深的思考：要在这篇文章中审判什么？在调研和思考的基础上，主题被提高到审判十年浩劫这段历史的高度。这篇报道，并没有简单地写成对林彪、“四人帮”的大批判稿，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十年浩劫”；以开阔的视野，在民主与法制的框架内来审视这场民族的灾难；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对“文革”的荒诞，进行了理论清算。
报道明确指出了“十年浩劫”的症结——“用封建专制来任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用现代迷信来疯狂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是林彪、江青一伙最大的罪行，也是我们民族遭受十年磨难的症结。”避免新灾难最好的办法——“中国人民总结了自己惨痛的教训，决心铲除产生祸害的根源，同心同德兴建一道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法制的长城。这是真正保卫人民权利的铜墙铁壁！”
所谓脑力，是指想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从本质上讲，记者是脑力劳动者，脑力是记者思想水平、政治水平、理论水平的集中体现，在“四力”中居于统领地位。延安时期，毛泽东为《新中华报》题词，只有两个字：“多想”。报社将题词制成匾额，挂在编辑部窑洞最显眼的位置。
多思多想一直是郭超人的职业习惯。他在成都手工业调研期间，每采访一个厂，回去的路上就思考：今天的采访得到新东西没有？如果没有，就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没有得到？如果是漏了，第二天再去，直到挖掘出这个厂的特点。
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从片面到全面，从肤浅到深刻，从表象到本质。据《关于记者：郭超人新闻思考》一书披露，郭超人有一个叫“思考摘记”的本子，专门用来记录他在读书、讨论、遐想甚至面壁发呆时迸发出来的“思想的火花”。通过长期“思想的火花”的积累、分析和总结，他对许多事物、现象和问题的认识，最终有了深刻的洞察，从而形成驾驭重大报道主题的思想基础。
四、稿子要写好，记者必须要有激情
“在四川涪陵山区，有一种奇怪的‘耍耍牛’。‘耍耍’就是玩耍，在四川话里还包含着贪玩、偷懒的意思。而牛一般总给人以埋头苦干的印象。因此，把‘耍耍’二字加在牛的头上，就不免使人感到奇怪了……”
这是郭超人1980年采写的调研报道《从一种奇怪的“耍耍牛”说起》的导语。这篇报道的主题思想是审视涪陵山区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这对普通读者而言，是枯燥的，也是难以提起阅读兴趣的。但在郭超人的妙笔生花下，这篇调研报道的标题就让读者充满了好奇心，导语又以白描手法讲述“耍耍牛”的荒诞，又一下抓住读者的眼球：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牛？从而让受众产生了阅读兴趣。
报道新闻信息、反映和引导舆论是新闻的主要功能。记者采写的新闻报道，如果在标题和导语部分就抓不住受众眼球，是难以达到传播目的的。
在西部新闻实践中，郭超人十分强调新闻报道要“引人入胜”。从标题、导语开始“引人入胜”，是其新闻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采写了大量经典调研报道的郭超人认为，要“尽可能用具体形象的事物作调查报告的开头，帮助读者从具体现象入手，认识事物本质，提高人们阅读调查报告的兴趣。”
郭超人在四川工作期间采写的报道，无论主题如何宏大、立意如何高远，他笔下的导语，不以华丽的辞藻堆砌，也不以空洞的句子抒情，而是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或讲述一个故事，或抛出一个问题，或开宗明义表达思想观点，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如《要正确对待农民——四川农村采访札记》的导语，开宗明义，观点鲜明：“在十年的政治动乱期间，曾是‘天府之国’的四川一度变成了‘饥饿之乡’，要靠调进粮食来解决吃饭问题。为什么如此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了‘四人帮’极左路线和唯心主义阶级估量的影响：在理论上承认农民群众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可靠同盟军，但在实践上无视他们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甚至荒谬地把他们当成‘产生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在政治上压倒，在经济上限制，以致从根本上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陷入停滞不前的灾难性的局面。”
注重形象表现、细节描写、故事叙述，从而使报道内容具体、生动、形象、鲜活，使中心思想更有力量，是郭超人笔下的西部新闻作品又一显著特征。
《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一文第三部分，郭超人提出一个分论点，“唯心主义阶级估量的表现之三，是全盘否定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农村政权，用各种名目迫害打击广大农村干部。”文章首先以双流县和中兴公社的两组数据，分析说明在受处理的农村基层干部中，许多人被处理错了；接着，又以生动的语言，形象表现林彪、“四人帮”打击和陷害基层干部惯用的四顶“帽子”。如，“‘蜕化变质分子’，则是为那些在家庭、历史、社会关系上三查五审仍找不出什么‘污点’的干部制定的。”
为进一步支撑上述分论点，报道紧接着叙述了一个生动鲜活的故事，并以此作为又一论据：“红武公社有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从部队复员回乡的。三十多岁还没结婚，别人为他介绍了一个富农家庭出身的对象。正要办喜事，工作队干预说：你是要老婆还是要党籍？这个党支部书记说：党籍也要，老婆也要。结果他被定为‘拉出去’的变质分子，开除了党籍。”
从上，我们还可以看出，郭超人的经典调研报道，论点真理闪耀、论据典型生动、论证逻辑严谨，从而让读者手不释卷，对一些事物、现象、问题的认识，从迷茫不解、模糊不清到如开茅塞、了如观火，有效实现了舆论引导。
所谓笔力，就是写作能力。笔（广义的笔，包括相机、摄像机等）是记者手中最重要的武器，脚力、眼力、脑力，最终要反映在笔力上。笔，不仅承载着记者采集到的新闻信息，也承载着记者的思想和情感。“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如果不练就一支过硬的“笔杆子”，任尔跋山涉水深入新闻现场，也难以写出“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报道；任尔苦思冥想迸发的思想火花、心中汹涌澎湃的热烈情怀，也难以感动受众。
在西部新闻实践中，郭超人为增强“笔力”，苦下功夫。刚当记者时，围绕一件事情，他从不同角度写了8篇稿子，采编主任挑中了其中的一篇，他又思考这一篇为什么会被选中；学习写作导语，他一连写了几个不同的版本，并从中选择自己最满意的一个版本。
“稿子要写好，记者必须要有激情，要把全副身心和自己的感受融汇到稿子中去。”“如果自己都没有激情，怎么写得出激动人心的报道呢？”郭超人认为，记者的激情是保证写好新闻报道的重要因素。
《红旗》杂志1982年第4期刊载的《中国农村的一角》，是四川改革“老三县”报道中最有名的一篇。郭超人等作者站在观察“中国农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风貌”的高度，以满腔激情讴歌中国农村改革高潮的兴起。这种激情，文中处处皆是，跃然纸上。如，描写改革前后农民面貌的变化：“过去愁眉苦脸的，今天喜笑颜开；过去低头出低头进的，今天昂头挺胸，连步子都跨得大了；过去开会像童养媳一样躲在角落的，今天却登上主席台介绍自己的‘冒尖’经验了……”
“激情，就是强烈的爱和憎。无爱，无恨，你的稿子像一瓶温水。”“不爱自己所歌颂的东西，不恨自己所揭露的东西，你材料再多，逻辑再严，也不能动人。”郭超人如是说。
典型人物报道中，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体验，就是记者写作过程中，有没有被笔下的人物所打动，并为之感动流泪，若无，这个人物报道也难以打动读者，让读者感动流泪。探究报道不成功的原因，要么是记者对人物事迹的挖掘不够深，要么正如郭超人所说的没有激情，不爱自己所歌颂的人物……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郭超人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已化身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座巍峨丰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他的经典新闻作品，“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惠小勇 黄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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