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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生育?算算在新一线城市养孩子要花多少钱

新华社照片(图文无关),阜城(河北),2018年8月13日
   河北阜城:安全教育撑起未成年人保护伞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想到两岁的女儿过去捧着相对较重玻璃制的奶瓶喝奶不那么舒服,王少波决定帮给即将诞生的二宝换一只韩国进口的硅胶奶瓶。虽然这类奶瓶的价格比玻璃奶瓶贵了近一倍,但“医用硅胶比玻璃的安全系数高”这个卖点还是让她迅速决定下单。

王少波买的这款Comotomo250毫升宽口径硅胶奶瓶在电商上的价格接近200元。但这在她为孩子日常的必需品添置中仅仅只是很小的一项。因为过去两年女儿都是全奶粉喂养,王少波每个月的必开销中必定会有5桶爱他美白金版奶粉,再加上七七八八的食品、服装、玩具,每个月平均下来,在一个孩子身上花费3000元是跑不掉的。

在这个日活超过400万用户的记账工具上,有一类专为母婴类消费者设置的“宝宝账本”“怀孕账本”“宝宝诞生记”等专用账本,对使用这类账本的用户账目记录数据进行统计后新一酱发现:2016年他们的年均母婴支出在2.6万元左右,在上海、无锡等支出更高的城市,连续3年的母婴平均支出加起来是接近10万元。

妈妈们每年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增长速度是明显跑赢CPI(和工资涨幅)的。

从随手记提供的人均母婴支出增长的数据看,有十多个城市的2016年母婴花销都比两年前增加了15%以上。其中,长三角地区城市占领了这个增幅TOP 10榜单的一半。除了收入富足、有更强的意愿购买好产品外,“长三角城市用户在记账这件事上显得更执着。”随手科技联合创始人、副总裁焦义刚说。

王少波已经记不清自己看过多少个奶瓶推荐的帖子了,但这次她还是一条一条地刷完了长达几十页的回复。这是她第二次怀孕,因为已经很熟悉母婴产品,就没有像第一次怀孕那样提早四五个月备齐大部分的婴儿用品。她打算把采购集中到产前的最后一个月里,但现在六个月的孕期,她也还是会在有空的时间逛逛天涯母婴版,或是亲宝宝,宝宝树一类的母婴社区。与两年前生女儿的时候相比,婴儿产品又已经经过几轮升级换代,她需要花一些时间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

生活在温州,26岁的王少波的身边也都是和她一样的年轻妈妈,所有生养小孩的经验都来自网络。“长辈的经验已经是过去式了。”她说,“相比从长辈那里获得经验,更多的是要纠正他们错误的观念,比如以前父母特别喜欢给孩子把屎把尿。”她会在微信上把提到“2岁小孩括约肌发展还不完全,过早的把屎把尿对宝宝不好”等问题的文章给父母看,说多了看多了,父母也就接受了。

相比国内的品牌,接受新一酱采访的几位母亲都表示更偏向选择进口品牌的商品,特别是一些需要入口或是贴身使用的东西。

从淘宝的消费数据上来看也是如此。澳洲爱他美、荷兰的美素佳儿、日本的花王、尤妮佳、贝亲、美国的格朗、英国的新安怡,不管在销量,还是2013年到2016年的销量增长上,都比国产品牌更强势。

“大女儿出生的时候,我进口的东西买得不是特别多,价格也没有很高。” 李玥说,“养第一个孩子时我们还是会考虑经济承受能力,但在给第二个孩子买东西上就不太会在乎钱方面的事了。”

李玥在杭州某外资餐饮店工作,有一个12岁的女儿,6个月前第二个孩子也降生了。不管是奶粉还是纸尿裤,同等价位下,李玥会选质感更好的东西,“尤妮佳的纸尿裤还是比花王更柔软一些。”

为了让小儿子小动作发育得更好,李玥会在网上买些锻炼他手劲的玩具,“比大女儿那会儿更细致,不同时间段会帮他买不同的辅助成长玩具。”她说。即使除去这些年物价上涨的因素,李玥算下来小儿子平均每个月的花费要比12年前养大女儿时多一两千块。

这几年,母婴市场的消费选择明显变得更多了。李玥帮小儿子挑选辅食的时候发现,单是米粉这一个品类上的选择,就比大女儿那会儿多。为了不增加宝宝的肾脏负担,米粉被品牌商划分成好几段,分别对应不同月份大小的宝宝,成分也不尽相同,DHA大米、高铁大米,或者是燕麦等。

除了经济实力和对产品挑选能力的提升,线上电商平台和线下母婴连锁店的发展也让妈妈们有更多的渠道买到好的商品。

这就是消费升级。产品购买渠道的丰富、产品本身的多样、以及主动了解“什么是好产品”的消费者在母婴类的消费中尤其集中。这也使得母婴消费市场成为了近年消费升级中更为成熟的一个类别。

而这种更成熟的母婴消费模式也逐渐在各个城市中蔓延,不仅在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也同样经历着消费升级的过程。在母婴消费这个类别中,这些城市的消费行为更多地呈现出趋同的趋势。

当然在母婴消费中,也有分基础型购买的消费者和升级型购买的消费者。新一酱把购买奶粉、奶瓶和纸尿裤的行为定义为基础消费, 把购买母婴小家电、叶酸、早教产品的行为定义为升级消费,分别算出他们各自的占比并标准化后比较。你可以在下面的图中看到不同城市的表现,其中深色的表示数据低于全国平均值。

新一酱看到,东北城市线上母婴升级消费的比例要高于基础消费。温州市、杭州市不管是升级消费还是基础消费都高于平均值,而同为长三角地区的扬州市基础消费高于平均值,但升级消费却低于平均值。在京津两地之间的廊坊市,基础消费低于平均值,而升级消费高于平均值。

随手记从记账数据中发现,新晋父母会比原来更加关注生活品质与安全,“例如不少用户会增加除甲醛物品、防雾霾物品、有机食品等代表健康的消费开支项。”焦义刚说。

李玥在医院配了三四支护手霜大小的去湿疹药膏,用来治疗小儿子脸上的湿疹,这在她朋友的孩子身上也很常见,但在之前大女儿却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医生说,空气、环境、饮食、体质都有影响。”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往商场送的原因。相比PM2.5爆表的室外,商场里不断升级的儿童早教游乐业态,新装的空气循环系统,让父母更放心。

“王府井顺城购物中心、欣都龙城、同德广场的这些我都办过。” 刘晓蕾为4岁半的女儿几乎办过昆明各个购物中心里的儿童游乐卡,但最常带孩子去的还是动物园。李玥周末也会带大女儿去距家十分钟车程的购物中心里玩攀岩。她觉得这可以锻炼小孩子的胆量,也让她更易于和别的小孩社交。但李玥还是希望能有更多户外活动的空间和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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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出生数量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减少,二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

人口结构出现过快减少或过快增加,都会导致不平稳、不协调现象,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稳定。

对待人口问题,不宜只看相对数,也不宜只看绝对数。不仅要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角度考虑,还要重视社会、文化、历史因素,防范偏激的人口政策带来不可预知的后遗症。

“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王林(化名)和妻子一年前下定决心,生下第二个女儿。“生孩子前,我就跟爱人商定,二孩出生后她就不要工作了,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王林坦言,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经济和时间成本是决定是否生二孩的主要制约因素。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两年来,虽然面临很多现实困难,但像王林这样下定决心生二孩的家庭越来越多。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指出,我国生育率已较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从长期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近年来,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趋势,中央作出“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为了让更多家庭“敢生二孩”、“愿意生二孩”,各地也在努力。今年6月底,辽宁省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陕西省统计局建议出台鼓励生育措施……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资源。”多名受访专家对记者表示,随着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中国总和生育率将会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避免掉入“低生育陷阱”。同时,考虑到人口变化及其影响具有的滞后性,未来中国将更加重视人口结构调整,通过一系列政策设计,保障人口世代平稳更替。

二孩政策实施效果明显

一年前痛下决心生下二孩的王林,如今越来越确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二孩生了以后,我的第一个孩子很快意识到自己多了一个妹妹,变得懂担当、会分享了,家里更热闹更温馨了。”

王林说,国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后,周围朋友、同事选择生二孩的不少。当然,很多人一开始还是比较犹豫的,怕没有足够精力和资金,怕孩子没人照看、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王林看得很开:“我们对孩子没有太高要求,只要她健康成长就行。”

不过,也有一些家庭并不像王林这样看得开,诸多现实压力让他们打消了生二孩的想法。

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陈静最近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放弃生二孩。她说,“主要是因为父母年纪大了,照顾二孩比较吃力,也怕影响到家庭和睦;再加上我身体不太好,属于高龄产妇,就放弃了。”

据她估计,周围很多准备生二孩的朋友,因为经济问题选择了放弃,“现在养孩子太精细了,养两个的负担还是很重的”。

那么,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到底对出生人口产生了何种影响?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增加162万,达883万,占全部出生人口比重超过一半。不过,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比2016年减少249万。

“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二孩出生人数在预期内,但稍低于我们的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曾承担了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预判研究工作。他对记者表示,从目前数据看,一方面,二孩数据增加,抑制了此前多孩生育率和二孩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一孩生育率下降过快。此前一孩生育率变化很小,但近年来不仅一孩生育人数减少,生育率也在下降,需要高度重视。

“总的来看,二孩出生数量的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的减少,二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王广州说。

总和生育率指一国或地区妇女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国际上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达2.1,是一国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总和生育率低于1.5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低于1.3为“极低生育率”,对人口更替和未来发展不利。

本世纪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5至1.6之间。二孩政策实施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

“近年来,我国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二孩生育还是有比较明显效果的。但从长期看,总和生育率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非常大。我们需要继续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进行调控,保障人口世代平稳更替。”王广州说。

防止人口结构变化过快

据估算,二孩政策实施前,一孩每年出生人数为900万至1000万左右,二孩每年出生500万至600万左右,三孩及以上每年出生在100万左右。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减少百分之一二十,掩盖了增加的二孩出生人数,造成总体出生人口数减少以及总和生育率走低。

那么,我国新出生人口特别是一孩数量近年来为何会大幅减少呢?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表示,这和我国近年来育龄妇女人数逐年减少有关。2017年,15岁—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生育行为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经济选择行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对记者表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不仅有养育子女的成本压力,还有多种现实因素。比如,现代教育体制、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压力,普遍推延了城市居民的结婚与生育年龄,也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出生率降低。

“比如在大城市,很多人生育第一胎的年龄普遍偏高,大大降低了育龄夫妇生二胎的意愿。”陆益龙说。

王广州认为,人们受教育程度快速提升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对人的发展来说绝对是好事;但人们对生育的看法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从数据上会造成生育率下降。他同时坦言,“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简单讲就是,有政策也不生了;鼓励生育,效果和作用也不大了。”

“我们担心的是,人口结构出现过快减少或过快增加,都会导致不平稳、不协调现象,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稳定。”王广州说。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对记者表示,从长期看,生育率过低会造成人口代际失衡,人口活力和创新力萎缩等,并由此引发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并行、性别比例失调和婚配挤压、城乡和区域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等社会问题。

他认为,对于目前国内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极晚婚、极晚育、极少育趋势,一些地方出现的“被动性晚婚晚育”、“选择性独生优生”现象,政府要足够重视起来。

生育政策调整要打“组合拳”

多名受访者对记者表示,生二孩与否主要看家庭成员的意愿、经济能力和现实条件。养育成本、由谁来带、职场压力……一连串问题使很多想生二孩的家庭望而却步。

王林说,婴幼儿托管是他最关心的问题。目前,由于我国婴幼儿托管行业发展滞后,在3岁上幼儿园之前,很多孩子往往只能在家待着,由老人或家人专门照看。

可见,只有解决了人们生育前后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才能让更多人“敢生二孩”、“愿生二孩”。

为此,今年6月25日,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建立完善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全面二孩配套政策。包括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等。

6月29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该报告建议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同时积极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提升孕产医护水平、优化幼儿养育环境。

8月2日,湖北省咸宁市出台全面两孩配套政策,鼓励将二孩及以上产妇产假延长至6个月,同时报销费用,试行弹性工作制等。

而根据2016年底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达到1.8。《规划》同时要求科学评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做好全面两孩政策效果跟踪评估,密切监测生育水平变动态势,做好政策储备,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王广州认为,结合国际经验来看,许多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采取了许多鼓励生育的措施,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收效不大。从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和生育状况的变动趋势来看,短期内鼓励生育举措可能会产生一些暂时性的效果,但从长期看,建立完善的政策应对,才是根本举措。

“接下来,我们应该正确研判人口变动的趋势和特点,提前谋划全局或局部人口阶段性增减带来的问题。比如,为应对局部性出生高峰,各地应提前配备足够的满足婴幼儿出生、成长、受教育的基础设施;对于持续出生人口规模萎缩地区,也需要做好相关的公共服务和资源的再配置。”王广州说。

陆益龙认为,对待人口问题,不宜只看相对数,也不宜只看绝对数。不仅要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角度考虑,还要重视社会、文化、历史因素,“要防范偏激的人口政策带来不可预知的后遗症”。

他建议,未来生育政策调整应更具弹性而非“一刀切”,要注重打“组合拳”,不仅要鼓励人们生育二孩,还要在出生、迁移、就业、保障等多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在低生育意愿—高生育成本时代,生育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我国急需全方位构建起一个人口友好、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家庭友好和老年友好的统一的政策、制度和社会价值体系。”穆光宗说。

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一到周末,看看各个商场儿童游乐园里面的小孩子,咿咿呀呀,蹦蹦跳跳,虽然吵闹,但是看着一张张稚嫩的面孔和散发的朝气,心里总是暖融融的。即使有再多的不快,也会暂时一扫而光。孩子是天使和开心果,是每个家庭的掌上明珠。但是如今生孩子却成了一件吸引全社会关注的事情。

上个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被列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少生了4亿人,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即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2017年新生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下降了0.52‰。

为促进人们生育,最近,许多省份在其人口规划中透露要制定政策鼓励生育,社会上要求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网友似乎不是很买账。尤其是在城市,生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从出生到上学,经济成本、时间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孩子在上学之后,一个暑假的兴趣班就要花费数万元。因此,在城市生活的许多年轻人,并不愿意要孩子。

但低出生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开始不断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 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为保证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地,有些省份都表示要在鼓励生育上制定政策,这无可厚非;但更应该注意的是,要把政策落到实处,而不是画饼充饥。要让适育夫妇切实感受到政策福利,提高生育意愿。

为此,应健全社会保障,让“不敢生”变为“敢生”。很多年轻人不敢生孩子,是因为生不起,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有点超过年轻人所能承受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如果政府能够在这些方面建立品质优良、价格实惠的公共社会保障,那么对于消除年轻人生育顾虑将会产生正向影响。

生育孩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不想生育只是很多人面对巨大现实压力而被动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依靠庞大的人口红利实现了大发展,而面对低生育率,政府应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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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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