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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创新药为啥总是难产 源头创新是短板

编者按改革开放40年,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增长了410倍。但其中,国产创新药却步履维艰。究竟什么掣肘了国产创新药的研发?是基础研究“造血”能力不足,还是科技成果转化“肌无力”,抑或审批制度存在“梗阻”?科技日报今起推出国产创新药系列报道,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攻坚期,深挖细剖,把脉国产创新药研发,寻找其“难产”症结之所在。

10月10日,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引发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业内人士指出,这17种抗癌药,仅有江苏正大天晴研发的福可维为国产创新药,其他皆是进口原研药。

2008年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新药创制专项)启动,我国新药研制能力不断提升。但我国原创新药整体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并存在原创成果少、临床研究弱、政策环境有待改善等问题,新药产业创新体系的短板明显。

新药源头仍不“自主”

“从1985年建立药物评审制度到2008年,我国只有5个国产原创新药上市,但新药创制专项设立以来,已经有30多个原创新药通过审批。”新药创制专项技术副总师、中科院院士陈凯先见证了我国药物研制的巨大变化,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我国已成为除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外,在新药创制领域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

但陈凯先坦言:“我们的原创性不够。”虽然这些新药化学结构是新的,但靶点是老的,作用机理也是老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1.1类新药大部分是这样。”这里的1.1类新药是指通过合成或者半合成的方法制得的且未在国内外上市销售的药品。

一个原创新药诞生的背后,往往是一批重大科学发现。因此,广受关注的“慢粒白血病救命药”格列卫,造就了五位美国院士和五位拉斯克奖(美国生物医药最高奖)得主。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能力大大增强,SCI论文数量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二。其中,不乏生物医药领域的研究成果。那为何在国产1.1类新药中几乎看不到自主发现的新靶点?

“我国的高校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唯SCI论文。”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孔令义认为,目前高校的职称晋升机制,让老师在选题中更倾向于解决科学问题、发表高水平论文,至于能否转化则没有多少人关心。

再者,许多高校实行人事代理聘用制度,如三年或六年没有成果(高水平论文)不能晋升职称,“非升即走”。新药研制时间长、成功率低,谁愿意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研究?

转化药学究竟该谁做

新药研发就像接力赛,企业和高校需要分工合作、接力完成。

“企业直接买一个成果生产的可能性很小”,作为分管科研的副校长,孔令义带队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产学研合作对接会,他得出结论,“高校的研究不一定和企业完全匹配”。

新药研发有其特殊规律性。不是每一个新靶点都能筛选出有效的化合物,且新化合物成药的概率非常低。根据靶点筛选、合成、设计出一批候选化合物,有了这样的“苗头”,企业才有意愿也有力量介入。

“把发现的新靶点、新机制,转化成药学领域的新应用,我们叫做转化医学或转化药学。”孔令义说,“十二五”期间,转化医学理念逐渐融入我国创新体系,试图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医疗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加快药物研发。

但现实却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转化药学需要较高的应用基础研究能力、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和客观准确的评价指标体系作为支撑。高校具备人才和设备,但缺少动力机制,企业有意愿和财力,却不具备科研实力。

根据2014年的统计,我国制药业从业人员年均人数约为216万人,研发人员占比仅为8%,然而发达国家医药企业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比例不低于30%。

孔令义理想中的转化药学是“高校再往下游多走几步,企业则往上游前进一点”。2016年,恒瑞医药、圣和药业分别在中国药科大学设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联合实验室。孔令义说:“同企业合作的实验室、研究室还有十多个,相较于药企独立研发,成功率肯定更高一些。”

临床研究也成绊脚石

药物研发日趋全球化,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的共享开发模式广受推崇。

“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我国牵头的全球性多中心临床试验。”陈凯先说,“在整个新药研发体系中,临床研究能力不足是突出短板。”

新药获得生产审批之前,必须通过临床试验的检验确定疗效和安全性。

我国进行临床研究的机构少、水平低、规范性差,甚至还有数据不可溯源、数据造假等问题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目前具备一定科研实力的大型医院,医生忙于看病,无暇开展临床试验研究。从医院的绩效考核和分配机制上看,开展临床试验研究也“不沾光”。

过去,我国对药物临床试验采取审批制,等待时间漫长,临床试验压力并不大。但去年已改为备案制,只要90个工作日内没被驳回,企业就可自主开展临床试验,这就可能带来临床试验的供需不匹配。

随着新药创制专项支持、评审效率的提升,近年来我国的新药上市步伐大大加快。特别是今年以来,每隔2—3个月就会有新药得到审批,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如果新药研发按10%的成功率来算,要达到美国一年上市二三十个新药的速度,临床研究的工作量是非常之大的。”陈凯先说,目前我国缺乏一支专门化、专业化的研究型临床队伍,需要国家、医院在人事制度、考评激励、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重视和支持。

一艘俄罗斯载人飞船11日发射失败,所幸飞船上的两名宇航员成功逃生并平安着陆,已被救援人员找到。

据报道,北京时间11日16时40分,载有俄国宇航员阿列克谢·奥夫奇宁和美国宇航员尼克·黑格的联盟MS-10飞船,在拜科努尔发射场由联盟-FG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19秒后,火箭第一级分离,位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被抛下,但火箭第二级的发动机突然关闭,飞船载人舱与火箭紧急分离,并抛出降落伞着陆。两名宇航员状态良好,已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航天专家庞之浩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这是一次成功的“无塔逃逸”案例。这样的事件在人类航天史上很罕见,极为危险。

航天是一项“高危”活动,尤其在火箭发射阶段风险极大。庞之浩介绍,实施载人飞船发射任务过程中,航天员在不同阶段主要有几种逃生方式。

首先是在火箭发射前。庞之浩说,如果火箭或飞船出现紧急故障,而航天员已经爬上塔架,可以通过发射塔架上如同软管的紧急滑道迅速回到地面。我国从苏联学来该技术,所有航天员都要经受这项训练。

在发射阶段,飞船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火箭。细心人可能会注意到,发射载人飞船时,火箭顶端有个像天线一样的装置,它就是航天员的另一个“生命通道”——逃逸塔。

我国的逃逸塔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四院研制,塔高8米,塔身装有逃逸发动机,下端连接航天员座椅。它的工作时间从火箭发射前30分钟至起飞后120秒之间,高度覆盖地面至大约40公里范围。无论火箭是在塔架上还是升空后出现故障,它可以迅速带着飞船与火箭分离,帮助航天员脱险。

1983年9月27日苏联发射联盟T10A载人飞船时,火箭在发射台上爆炸。爆炸前,传感器检测到有个阀门失灵,地面人员果断发出救生指令,逃逸系统将飞船牵引到4公里外降落。几乎在同时,发射台炸成一片火海,但宇航员得以死里逃生。

按照我国长征二号F火箭的飞行时序,逃逸塔需在火箭起飞120秒后分离,接下来将由整流罩“接班”,继续保障航天员安全,直至飞行212.5秒后整流罩脱离。庞之浩说,如果火箭在飞行高度40公里至110公里之间出现故障,整流罩上的高空分离发动机将开始工作,帮助航天员返回。

由逃逸塔和整流罩组成的这套逃逸系统固然重要,却也不能太“敏感”,为此我国在神舟三号飞船上开展了相关试验验证,以确保这套系统在紧急时能迅速响应,而不该逃时也不会“抢跑”。

当火箭抛掉整流罩后,航天员就得靠飞船脱险了。此次联盟MS-10飞船正是如此。庞之浩说,这是人类第二次遭遇这种情况。1975年4月5日,苏联发射联盟18A飞船。火箭飞到144公里高度时,制导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其偏离轨道并带着飞船开始翻滚。地面紧急操作火箭关机,飞船按照返回程序,载着宇航员降落到离发射场1600公里之外的西伯利亚西部山区,如果不是降落伞挂在树上,很可能会滚下悬崖。这是人类首次高空救生成功。

此次联盟MS-10飞船事件再添成功案例,却让航天界受惊不小。据报道,俄罗斯正在组建委员会调查事故原因,并宣布暂停所有载人航天飞行。这对于目前值守在空间站的宇航员来说无疑是坏消息,可想而知,他们暂时回不了家了,将不得不加班好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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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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